“辛亥革命”，一般理解为“1911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一词从诞生之日起，其含义就不断演变。历史上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不同时期的政府，不同的政治派别可谓众说纷纭。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说不但丰富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透视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展示了民国年间政治力量消长的历史图景。
溯源
从“武昌首义”
到“辛亥革命”
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见右上图），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各方解读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说法
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在1919年10月10日发表的纪念文章《八年今日》一文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北洋系的态度
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中国***的观点
辛亥革命
既成功又失败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上世纪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民国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作者单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本文摘编自《北京日报》）
杨得志（1911年1月3日——1994年10月25日），原名杨敬堂，湖南株洲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55）。1911年1月3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株洲）三望冲一个铁匠家庭。少年时随父亲学打铁，后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人。1928年10月加入中国***。1930年起任红军第11师通信警卫排排长、特务连连长、炮兵连连长，参加了吉安战斗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2年后任红军第45师新编第93团长、红1军团第7师20团团长、第一师一团团长职务。曾率领队伍坚守阵地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师的轮番进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团强渡天险乌江，全歼嵩明县城守敌；继又组织“十七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到陕北后，任红1师副师长。1936年参加东征战役后，任红2师师长，率部参加西征和山城堡战役。1937年春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80年起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九，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10月25日，中国***的优秀党员杨得志同志因病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著有《杨得志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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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冯·西克特是作者最为佩服的伟大军事家之一。一战时他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参谋长，但战后他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肩负起沉重的历史使命，重建了崭新的德军，这足以使他进入世界军事史的名人殿堂。当战败的耻辱加在身上时，有人不堪忍受，有人自暴自弃，但正是象他那样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为明天的军队打基础的人们，才造就了二战初期那支天下无敌的德军！我从心底里敬佩的这支德军决不包括什么武装党卫队、人民冲锋队、空军野战部队等等“革命化”的武装，二战时的德军士兵素质和士气远不及一战，“十万陆军”的超一流军官团和那些素质极高的士官们是军队赢得远较一战辉煌的胜利之源泉所在。当冯西克特的军队逐步走向“革命化”，军中纳粹势力日渐扩大，军官团被削弱，大量优秀士官在战斗中损失或被武装党卫队优先吸收后，德军才一步步走向失败的道路。
冯·西克特为人谦虚，的确可以用高风亮节来形容。他拒绝过退役时的元帅晋升，身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而停留在陆军一级上将的军衔上（这使很多人对希特勒在40年一口气封了12个元帅非常不满〕。但与二战时某些将领不加上军衔人们就毫无所知不同，光凭冯·西克特这个名字而无需任何华丽的辞藻和头衔就已经在世界军事史上掷地有声。被尊称为“二战德军之父”，“革命化”之前的德军被叫做“冯西克特的军队”，难道还不能体现出他的地位吗？
二十年代，一群推着纸版箱、开着玩具飞机、大声叫着“我是某某排”来模拟战争的德国军人，恐怕任何一个参观者、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禁会笑出声来。但事实上这样做的他们要比那些开着真飞机、真坦克演习的对手们领先一个时代！作为这一切的缔造者，冯西克特尽管在二战前去世，没有目睹自己作品的“上演”，但他的崇高声望实在是当之无愧。可以与他比肩的人很少，也许在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冒着一片反对之声，大力裁撤立下汗马功劳的“帕尔马契”等“革命化”武装，为伟大的以色列国防军打下辉煌基础的戴维·本-古里安可以算是一个（同样他也被称为“以色列国防军之父”）。可能还有那些在70年代中后期越战失败后甘心留在美军（特别是陆军）中，顶着“屠杀婴儿的人”之恶名，与瘾君子、低能者同舟共济（越战后陆军吸毒人数一度曾达到70%；由于无人应征而不断降低入伍标准，甚至智力要求），拿着很低的报酬（与商业公司相比，美军大幅度提高军人待遇是在里根80年上台后），只因为抱有“美国总有一天会需要她的陆军”这一信念而坚持下来，直到在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海湾重铸辉煌的中级军官们。尽管不是每人都象科林·鲍威尔、诺曼·施瓦茨科普夫那样得享大名，但他们的选择却足以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