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穰苴执法的翻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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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穰苴向齐景公告辞之后，和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集合出发。 第二天，司马穰苴提前来到军营，布置好观测时间的标杆和滴漏，等候庄贾。 庄贾向来骄横，这次，他认为率领的是自己的军队，自己现在又是监军，根本就没有把司马穰苴与他约定的时间当回事。于是，就留下前来为他送行的朋友喝起酒来。
到了正午，庄贾还没有来，司马穰苴就打倒木表，摔破漏壶，到军营宣布军规军纪。 约定的时候已经过去，太阳落山之时，庄贾才来。司马穰苴问：“为何不按约定的时间来军营？”庄贾致歉地说：“几个朋友送行，陪他们喝了点酒，因而来迟。”
司马穰苴说道：“将领在接受命令的那一天，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到了军队宣布纪律的时候，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父母；拿起鼓槌击鼓作战的时刻，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生命。现在敌军已深入我齐国境内，士兵在国境日晒雨淋，大王也寝食难安，百姓的生命寄予你的身上，还说什么送行!”
司马穰苴叫来军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将领不按指定时间到军营的，该如何处置”军法官回答说：“应当斩首!” 庄贾害怕了。派人快马向齐景公求助。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司马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斩首示众了。三军的士兵都震惊了。
原文：
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於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 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
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於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於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憟。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
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古代人有“名”有“字”，“名”又叫“ 本名”，旧说是古代婴儿出生后三个月由父亲所取(当然亦有一说是出生后即可取名了)；
而“字”又叫“表字”，是除本名外另取一个与本名有所关联的名字，男子在二十岁行冠礼时取字 ，而女子则在十五岁行笄礼时取字。
名，在夏朝之前已经有，而取字据说始于商朝，如推翻夏桀的商汤，原名履，又名天乙，字汤。还有，名与字是有区别的，古人常自称己名以表示谦称，称人之字以表示对人尊称，另姓与字连称亦是对人尊称。
名与字是有关系、关联的。有的是意义上的联系，有的是意义上的相辅，有的是意义上的相反。另外，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取自古典古籍。
扩展资料：
姓名是中华名文化的脉承之一，它是人们以血脉传承为根基的社会人文标识。姓名是人们在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标识，它是人在社会人文交流必须的信息表达、交流、传播的一种工具；
它还是人们在描叙自己的能量与另一个能量之间的延续气场的一种载体。姓名就是名主的长辈为名主传承的思想，也是别人对自己的逻辑思想的记忆。
—名字
—姓名
《史记》标题中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令人费解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同类人物标题方法互异。如，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号为战国四公子，《史记》于四人传记，唯独信陵君篇名称“魏公子”，其他三人均标其封号。又如，韩信、英布、魏豹、彭越、韩信（韩王信）、卢绾诸人，韩信传以“淮阴侯”命名，英布传以“黥布”为题，其余则以姓名标目。再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诸人，萧、曹标“相国”，陈平标“丞相”，张良标“留侯”，周勃则称“绛侯周勃”。
二是一篇之中称谓各异。如，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四人，唯有夏侯婴标其号，其余三人则举其姓氏。《傅靳蒯成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两篇，一传之中，分标姓氏封号，也不一致。又如，《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篇题或称“子”，或标名；《孟子荀卿列传》或称“子”，或标号；《屈原贾生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一篇之中，称“生”与举字、号，也不划一。
《平原君虞卿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两篇，姓氏与名号并列，《万石张叔列传》号与字并称，《扁鹊仓公列传》则化名与称号并存。
（二） 示褒贬与随意标题
《史记》标题五花八门，指称方法多不齐一（各篇行文也与此相类似），种种不同的解说也因此而产生。
1 标题寓褒贬说
何乔新说：“陈平而曰陈丞相，卫青而曰卫将军，岂非有得于纪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绛侯，韩信而曰淮阴侯，岂非有得于纪爵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黥布，岂非有得于称名之意乎？张叔、田叔之称叔，其与书字也同一辙，贾生、郦生之称生，其与书子也均一义。吁!继《春秋》之后而存《春秋》之例，舍迁史吾谁与归!”（《何文肃公文集》卷二“史记”）
任国铨著《史记世家列传或名或字或官爵例说》一文，认为“《史记》一书，创立体例，观其《自序》，隐然比之《春秋》。《春秋》闻见异辞，笔削寄意，迁意宗之，故世家列传，名字官爵，例不一也”（《尊经书院初集》卷一○）。他列举了许多例子，论证《史记》称谓，寓有褒贬之意，此不俱录。
应该说，《史记》自比《春秋》，用意至为明显，他们对《史记》标题作此联想，也很自然。他们所举例子，按他们的结论来理解，也大多可以说得通。但将《史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很难解释圆满，而且各篇之间也很难平衡。如李将军与卫将军、骠骑并称官，李斯、刘敬、张释之等同称名，穰侯、留侯、平津侯、魏其侯、武安侯俱称爵，作者是不是将他们彼此等同？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为什么独夏侯婴称滕公，其他人都标以姓，周勃既纪其爵，又列其名，其义何在？扁鹊、商君、黥布、万石等名称，又如何解释其中含义？这些问题，用褒贬说来解释，恐怕比较困难。正因为这个原因，便产生了其他不同的说法。
章学诚说：“史迁创列传之体，列之为言，排列诸人为首尾，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齐者，或爵，或官，或直书名，虽非《左氏》之错出，究为义例不纯也。或曰：迁有微意焉。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必标目以示褒贬，何怪沈约、魏收诸书，直以标题为戏哉!况七十列传，称官爵者，偶一见之，余并直书姓名，而又非例之所当贬。则史迁创始之初，不能无失云尔。必从而为之辞，则害于道矣。”（《文史通义・繁称》）
袁枚也说：“（《史记》）有随意标题而心无成见者，如萧、曹称相国，而留侯、绛侯称封爵，郦食其称生，而石奋称万石君，魏公子称信陵君，而平原君称赵公子胜是也。盖作史之初，体例未备。《北齐书》仿之，或称高敖曹，或称高昂，或称邢邵，或称邢才子，或称杨�，或称杨遵彦，亦随便书之。”（《随园随笔》卷二“史记体例未备”）
章氏认为《史记》体例有失，袁枚认为随意标题，仍然未能说清《史记》题目不取一律的真正原因。
3 《史记》标题的奥秘
《史记》作者为各篇所取的题目，说穿了并不复杂：他是根据当时各人较为通行的名号来名篇的。这一点，只要参照武帝以前人所著文章就不难得出结论。如汉初陆贾所著《新语》《楚汉春秋》，提到不少人的称号，其中有五帝、秦始皇、项羽、吕太后、太公、周公、孔子、越王句践、仲尼、陈涉、留侯、绛侯周勃、郦生、滕公、淮阴侯等，对于理解《史记》篇名，很有帮助。下面再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魏公子
战国时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四公子齐名，《史记》于孟尝等三人都以封号标目，而信陵君传标为“魏公子列传”，前人也多有论述。李景星说：“四君之中，以魏公子为最贤。太史公作四君传，亦以魏公子传为最出色。标题曰‘魏公子列传’，与《自序》 合，正所以殊于其余三君也。他本或称‘信陵君列传’，未免不达史公之旨。”（《四史评议・魏公子列传》）何焯论《魏公子列传》说：“于四君之中，独书之曰‘魏公子’者，以为国之存亡所系也。”（《义门读书记・史记》）他们分析《魏公子列传》的内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未必与标题有什么联系。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因得罪魏君，寓居赵国长达十年之久，身在异国，只有“公子”之名称呼起来较为顺当。相沿既久，遂以为常。《高祖本纪》载高祖诏令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魏公子列传》说：“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据此知“魏公子”亦为信陵君汉初流行之称谓。《汉书・艺文志》兵形势载“《魏公子》二十一篇”可为佐证。《汉书・古今人表》标举四公子名号分别为“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魏公子”，与《史记》如出一辙，亦取众所习称之号，并非故为歧异。
淮阴侯
淮阴侯韩信以谋反罪名被杀，后人对《淮阴侯列传》标题也多有论说。李景星说：“不曰韩信，而曰淮阴侯，不曰李广，而曰李将军，只一标题，已见出无限的爱慕敬仰。”（《四史评议・李将军列传》）任国铨也说：“夫淮阴侯诛而具爵，著高、吕之寡恩也。”（《尊经书院初集》卷一○）这些议论，实在似是而非。贾谊《陈政事疏》说：“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陈�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无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又云：“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贾谊《新书・制不定》曰：“淮阴侯、韩王信、陈�、彭越、黥布及卢绾皆功臣也。”陆贾《楚汉春秋》，也屡称淮阴侯。（见王利器《新语校注》附《楚汉春秋》佚文，下同）观贾谊、陆贾之文，则不仅韩信称淮阴侯可以无疑，且《史记》称韩信（指韩王信）、陈�、彭越、黥布（本名英布）诸人名号，也各得其解。淮阴侯韩信与韩王信姓名相同，韩信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在高祖六年，称他为“淮阴侯”，开始时盖为与韩王信相区别，后来遂沿为习惯称呼。
樊、郦、滕、灌等
《史记》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四人合传，樊、郦、灌三人皆称姓氏，独夏侯婴则否，初读似乎觉得不伦不类，其实古人经常如此称呼。《楚汉春秋》云：“滕公者，御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说夏侯婴“赐封爵，转为滕令”，《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则云：“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盐铁论・国疾》云：“高皇帝龙飞凤举于宋、楚之间，山东子弟萧、曹、樊、郦、滕、灌之属为辅。”《救匮》云：“高皇帝之时，萧、曹为公，滕、灌之属为卿。”《新序・善谋下》：“汉王既用滕公、萧何之言，擢拜韩信为上将军。”可知夏侯婴称滕公，整个西汉时期未有改变。《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标题，樊哙、郦商、灌婴等人标其姓氏，而独称“滕公”之号，亦是随俗从众。《史记・傅靳蒯成列传》标题，傅宽、靳歙之姓氏与蒯成侯爵号并列，与《樊郦滕灌列传》命名同出一例。《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称爵而主父偃标姓，亦复相似。
萧、曹、张、陈、周等
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张苍等人，都是高祖功臣，对汉初政治影响很大。此数人传记《史记》标题各异，也与称呼沿袭有关。萧何、曹参先后为相国，曹参死后，改相国为丞相，故萧、曹以“萧相国”“曹相国”名篇，而陈平、张苍则题为“陈丞相”“张丞相”。留侯运筹帷幄而官位不显，故世称其爵位。至于周勃称绛侯，亦为习称。《楚汉春秋》云：“死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世无邪，绛侯周勃是也。”《新书・藩强》：“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又云：“欲勿令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绛、灌。”周勃曾为太尉，又先后为右丞相、丞相，时间都不长，而其子周亚夫亦曾为丞相，这也许是后人习称“绛侯周勃”的原因。
《史记》标题为何不取一律
古代称举人物，或标名姓，或列字号，或称伯仲，或举封爵，或以职官，或取尊称，或纪其谥，或载其号，随时变化，因人而异，并无定例。同一个人往往有若干种不同的指称方法。如：吕尚有姜尚、姜牙、姜子牙、太公、太公望、师尚父等称号，其他人物也多是如此。历史人物以何种称号流传，亦无一定之规。太公、周公、召公、卫康叔、宋微子、越王句践、孔子、老子、孙子、孟子、虞卿、荀卿、樗里子、扁鹊、魏公子、伍子胥、屈原、项羽、陈涉、淮阴侯、留侯、黥布、郦生、贾生、滕公、仓公、万石等称谓，姓名字谥官爵称号应有尽有。这些名称，或载于经典，或见于诸子百家之书，或以俗语流为丹青，都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史家记事，文献是最主要的依据，对于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很难随意改动。
《史记》标题的参差多样，与其本身的特殊性大有关系。《汉书》以后各史，多断代成书，标题统一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到。《史记》上记轩辕，下迄太初，驰骋数千年，历代人物通行之称谓不一，且由来已久，若强为统一，反而显得别扭，故作者顺其自然，从众随俗，采取通行之名号。这样做的缺点是不够统一，但真要统一又谈何容易!班固《古今人表》记历代人物，姓名、字、谥、官爵、封号等无所不有，实因习惯相沿，彼此认同，如贸然改称，反生歧义。《史记》以通行称号命名，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就是标题本身也成了史料的一部分，后人从《史记》篇名可以考见汉初这些历史人物的称谓。《史记》各篇行文，这种情况也很普遍，对此也可作同样的理解。
史记
《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 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 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做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约前87）（补注：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补注：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93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补注：王国维考证其死于前87年)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轻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 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智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防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汉书》载司马迁被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联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法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为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大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录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骂崩仅4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司马迁虽然是受过宫刑的人，但有一个女儿是肯定无疑的。《汉书·杨敞传》记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
《同州府志·列女传》也说：“杨夫人者，汉太史司马迁女，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也。汉昭帝崩，昌邑王贺即帝位，*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更立帝。议已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愕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徙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之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九卿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其废昌邑王，立宣帝。居月余，敞薨，盖封三千五百户。君子谓夫人可谓知事之机者矣。”从上述史料看，司马迁的女儿及外孙杨恽，是机智果敢的有才能的人物。《史记》之所以能流传后世，实为此两人的功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的隐语，就是将《史记》正本藏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这儿是杨恽的老家。正如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所说：“《史记》一书，传布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所谓宣布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可以想象，在当时司马“下狱死”而查抄的情况下，司马迁的女儿确像“义士救孤'那样保藏了《史记》，而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又像“沉香劈山救母”那样救活了《史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补注：杨恽（？—前54） 字子幼，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被免为庶人，又因怨望被处死。事迹附见《汉书·杨敞传》。《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东汉王弃在引用《史记》文章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因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为金陵书局刻本。
补《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